政治猎巫的后果，并不是间谍越来越少了，反而是社区信任瓦解、社会猜忌横行、社会不安全感和不信任危机加重——根本是得不偿失。
社交媒体上的简体中文社区，不论海内海外，都流行“抓间谍游戏”，这是一种典型的政治猎巫。
历史上的猎巫案多半是臭名昭著的惨案——如果任由抓间谍游戏在反对派群体中间泛滥，其结果也必然各方都是输家：
17世纪末，北美殖民地马萨诸塞州的塞勒姆猎巫案就是一个历史悲剧：30人被判有罪、19人执行死刑、1人酷刑死亡、至少5人未经审判惨死狱中。起因是塞勒姆小镇上有几名未成年少女，得了原因不明的怪病，有人断定这是有女巫施了巫术，就此引发了一场荒唐的猎巫活动。
英国17世纪甚至出现了猎巫产业：有个叫马修·霍普金斯的神棍专门收钱猎巫，据说死在他手里的巫师，超过此前160年间英国所有猎巫活动的总和——当然这些所谓的“巫师”大部分都是蒙冤惨死的。
法国大革命期间，由雅各宾派主导的“公共安全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大肆抓捕间谍，结果促成了臭名昭著的恐怖统治，给后世搞国家恐怖主义开了一个非常恶劣的坏头。在列宁的布尔什维克政权制造“红色恐怖”期间，“契卡”就以镇压反革命的名义大肆逮捕、关押和处决“可疑分子”，甚至很多都未经审判。这种以镇压“反革命”为由的政治猎巫活动，在毛泽东建立的中共政权前三十年也是相当普遍——除了镇压反革命之外，还鼓励民众互相举报和告密。伊朗伊斯兰政权建立初期也是如此。这些都是政治猎巫造成的严重灾难。
19世纪晚期在工人运动高涨时期，美国的平克顿侦探事务所（Pinkerton）专门接企业或政府委托，负责渗透工会和破坏罢工。于是到20世纪初就出现了工人纠察队这种东西，其部分功能也有抓奸细的性质。如果海外华人社会对于政治猎巫的热情过于高涨，成立一个类似工人纠察队的志愿者组织至少是一个相对不那么恶劣的选项。
之所以说相对不那么恶劣，是因为这种志愿者组织要保持中立性也十分困难。比如如何建立公信力和避免被人用来党同伐异（迫害跟自己有私人恩怨和意见不合的群体）就十分困难。还有就是难以监督。一旦其成员跟私下受到某些人蛊惑，其猎巫活动也一样会造成灾难。
代替政治猎巫的一种比较务实的做法是论战，但论战在参与者素质良莠不齐的情况下一样会变成乱扣帽子和人身攻击——最终还是会变成政治猎巫，这仍然是个难题。毕竟普通人通常缺乏论辩技巧，也难以遵守论辩规则，轻而易举就会把不同意见当成敌人打击。最终所谓“论战”就会贬值成“骂战”，反而会加剧社交媒体上戾气横行，严重破坏舆论环境。
如果客观评估政治猎巫的风险和收益，我认为是得不偿失的，理由如下：
1）目前海外华人社交媒体（尤其推特）上的猎巫对象主要是社交媒体上的部分影响力者，他们自身观点接近中共宣传口径，所以被认定是“大外宣”；还有人单纯因为意见不合，就乱扣“大外宣”帽子——但就算他们都是“大外宣”，其破坏性究竟有多大呢？中共还有那么多公开的媒体矩阵在24小时不停运转，还有那么多公开的驻外机构，你都不去攻击，光揪着“莫须有”的普通人撒气，你揪出几个“大外宣”对中共的打击有多大？实际上微乎其微。
2）就算揪出了大外宣，坐实了他们就是“大外宣”，实际上也很难有效惩罚这些人。中共本来就在海外有很多公开代理人，但很少有人被外国政府强制遣返。这些人如果没涉及线下的间谍活动，而只是在社交媒体上上帮中共宣传，不但很难被定性成间谍罪，也很难说他们造成的社会危害究竟有多大。这意味着相关国家不大可能因为某些华人的社交媒体言论亲共，就把他们驱逐出境。那么费力揪出“大外宣”的意义何在？供一些人网暴泄愤吗？比如之前叫“落日海盗”的人就很可能是真的海外统战人员。他被曝光出来之后呢？全网骂一通就了事了。他实际上也得不到惩罚，因为很可能还会换个马甲继续其秘密工作。
3）海外流亡团体主要以不同政见者为主，他们自身选择流亡实际就是主动放弃了某种形式的抵抗——如果只是把反共不力的责任推卸给几个大外宣，那就未免就太抬举这些人了。反共不力的责任跟流亡群体自身长期内斗、长期内耗和长期无法合作有直接关系，并不是几个大外宣搞乱的。假如一个人真的有点政治头脑，怎么可能轻易就被“可疑言论”蛊惑？如果你本来就没什么政治头脑，就算你不被“可疑言论”蛊惑，你大概率除了上推特骂人，也干不成什么事情。
4）至于政治猎巫造成的损失就更大了，比如海内外的反对派群体互相不能合作、互相无法信任、长期内斗、互相猜忌、互相指责……最终互相骂对方烂泥扶不上墙，其实大家都差不多：都是烂泥扶不上墙。最近10年，中国海外社交媒体上戾气升高，愤世嫉俗群体扩大，无差别攻击他人，堪称“网络恐怖分子”，其实就跟大家一样烂泥扶不上墙有关系。这种情况的根源还是政治猎巫扩大化造成信任危机和瘫痪实际反抗行动造成愤懑情绪无处发泄的心理有关系。
我讲这些话，一样会被群氓认定是“大外宣”，因为目前鉴定大外宣的唯一标准就是：老子觉得你是，你不是也是！这种认知错乱是没有尽头的，只要推翻不了中共，所有人都有被骂“大外宣”的一天。我之前呼吁社会底层互助，结果也一样被一些人咬牙切齿地诅咒，追着骂我绝对是“大外宣”。
各国的海外流亡群体都存在同一个问题：无法合作、好内斗、动不动就以大义凛然的旗号搞党同伐异（但实际上就是私人恩怨）、动不动就以践踏别人尊严来抬高自己。这种无法合作和互相不能容忍的问题一天不解决，抓奸细的游戏就一天不会结束。
我想，各国海外流亡群体这种好内斗的倾向并不是造成无法合作的原因，实际上逻辑是颠倒过来的：正是因为没有合作，除了上社交媒体大放厥词，无事可干，才会长期内斗。如果大家共同生活在高危高压的环境中，为了共同的目标去反对专制政权，看见同胞前仆后继地牺牲，仍然义不容辞接过旗帜来继续战斗……总之有事可干，才会放下干戈，应对共同的敌人。
名义上，流亡群体的共同敌人是故国的专制政权（这也适用于伊朗的海外流亡群体）。但实际上是另一回事：他们互相为敌，那个真正的敌人不过是用来党同伐异、互相攻击的借口罢了。
我并不觉得中共会把海外流亡群体（包括民运人士）当成多了不起的敌对势力来对待——有一些人可能是在想象中夸大了自己的角色，中共不见得给你多大脸面，真把你当根葱。我认为，中共会把那些真正可能影响其本土社会反抗的人群当成头号大敌来对待，其出手也会是最重的（将来也可能包括政治暗杀）。如果你只是把你的反对停留在社交媒体上，他们最多也就恐吓一家你国内的亲属而已。但如果你成了实际领导国内反对派群体的领导人，那就不是恐吓这么简单了——依照中共的做法，是一定会搞政治暗杀的。
作为一个以建立反对派政治为目标的政治人来说，我没有过于旺盛的情绪波动，也缺乏对他人的怨恨，基本上私人情绪很难左右我的政治判断。我也没有必要仇恨谁。哪怕我的社交媒体账号拉黑你，也最多说明我觉得你发言没水平或者你没啥政治头脑又爱在我面前耍小聪明，但并不代表我就仇恨你。当然，如果有人恨我恨得咬牙切齿，天天咒我死，我也管不着。我只想说一句“辛苦了”，毕竟恨一个人是很辛苦的事情。爱我的人都不见得天天想着我，恨我的人却天天想着我，我还得感谢你！
我这个人喜欢简单，恨别人太麻烦，我精力不济，又有很多事情要做，没时间去恨别人。哪怕是伤害过我的人我也一样乐呵呵愿意重新接纳对方。这对我来说是一种“经济学”。这种“经济学”内核是斯多葛主义的。时间、精力和生命品质对我来说至关重要，其他的能简单点就简单点。
我想起刘晓波的话：我没有敌人。以前我并不明白这句话的分量，现在是越来越明白了。我不稀罕踩踏别人尊严来抬高自己。
但我还是想说：社交媒体不过是我们人生的一小部分，不要把社交媒体当成全世界，社交媒体甚至都不是反共的主战场。如果有人把中国反对派政治的主战场放在推特上，而不是放在中国本土，那我只能说：这种幼稚的儿童游戏——借用一位网友的说法就是“政治家家酒”——在下恕不奉陪！
发表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