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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互联网对于BBC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对华报道上,似乎完全不记得BBC最主要的业务是英国国内的服务。可以认为,英国的战后社会是由两个机构组成的:NHS 和BBC。BBC的独立性问题可以被视为英国政治史的一部分,而BBC的电视剧、纪录片等作品的历史就是一部英国现代社会文化史。考虑到篇幅问题,本文将主围绕BBC的独立性问题展开,介绍分析BBC的历史。

国内网友在BBC的独立性问题上,要么玩YPM的名梗,要么将其视为西方媒体的典型夸赞或批评。然而,BBC的独立性在历史上是不断变化,相当复杂的,其本身也不能完全代表西方媒体。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BBC是全世界第一个公共广播机构,在所有权上是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它的主要收入来源是英国观众缴纳的电视牌照费,世界服务的一部分资金由英国政府提供。这也是BBC在英国社会引发争议的原因。

从民间态度来看,相当一部分英国人认为BBC是他们为国家感到自豪的原因,BBC仍然是收看时长最长的视频服务平台(最近才被youtube超过,但是任何正常的电视台乃至流媒体平台都不会和YouTube卷时长的),最受信任的新闻媒体,最重要的国家软实力来源之一。以至于你可以在互联网上看到一大批的BBC支持者。该群体主要包括中间派-中左翼选民,主要立场包括反对脱欧、支持巴勒斯坦、支持乌克兰、对美国抱有一定程度的反感。他们可能经常批评BBC的新闻报道和政治倾向(包括不少认为其被右翼夺舍了的、认为其给种族灭绝洗地的、怒斥节目越来越烂的),但是很快就会原谅它,完全支持捍卫BBC在英国国内以及世界上的地位,表示自己为BBC感到骄傲,并在互联网上四出冲锋骂BBC黑子,并以拉踩美国媒体为一大乐趣。

对于这一部分BBC粉丝来说,美国的媒体环境是被亿万富翁、共和党人占领的世界洼地,捍卫民主和自由的出路是BBC这样不接广告没有金主的公共媒体,这也是他们一直以来支持BBC的底气。

BBC的主要批评者来自于激进左翼和广泛的右翼,前者认为其被保守党控制了、给以色列洗地,乃至于给特朗普洗地(??),后者认为其是狂暴白左恨国伊斯兰康米主义者的乐园。后者声音似乎更大,代表人物是reform党首法拉奇。他曾经说过他当选之后会废除BBC(不过后来改口了,只称要废除电视牌照费)。和法拉奇站在相近的立场的还有鲍里斯约翰逊、利兹特鲁斯、多米尼克卡明斯等等一些列比较抽象的右翼政客。由于英国报业大部分以右翼为主导,并且和广播行业关系不佳,我们可以经常看到右翼报纸(telegraph、daily mail、spectator、甚至包括times)批评(辱骂)BBC的文章,这些文章都文采斐然,可以作为良好的娱乐素材。

一、坏开头

在20世纪20年代,广播的发明彻底改变了信息传播的方式与速度。人们对其寄予了巨大的希望——改变世界、乃至创立一个统一的叙事,兴致勃勃地在这个新领域一试身手。

1922年,一位叫做约翰·里斯的苏格兰人加入了一个由由几家英国无线电制造商组成的财团筹建的小型公司,担任总经理职位。这位极其虔诚的基督教徒(很可能是男同性恋,后来还支持过希特勒,不过那时候他已经和BBC决裂了),此时并不知道这个决定将会改变世界。里斯认为,竞争会使得广播水准下降,广播应该按照娱乐、告知和教育这一理念来运作,他设想广播公司与政府保持一定距离,由董事会监督,董事会成员不追求利润,而是将公众利益置于首位。

经历了早期风口期的迅速发展,很快,人们考虑将这家公司收为国有。主要原因是无线电的干扰问题。在美国,广播电台自由发展,引发了严重的无线电干扰,声音模糊不清,内容乱作一团。虽然在英国这样一个报纸行业长期自由发展的国家成立一个国有广播公司有点奇怪,然而,政府在战争期间积累了大量分配经验,一战后的公共事业风起云涌。不少知识分子也渴望着一个超脱于资本主义的信息来源。

1926年,新的英国广播公司成立。约翰·里斯被任命为该公司的总经理。

早期的BBC并不参与新闻服务。早在1922年,英国实力强大的报纸业主禁止BBC在晚上7点前播报任何新闻。直到1926年,大罢工使得报纸停止印刷,广播被迫成为了最为重要的新闻来源。BBC的迎来了千载难逢的扩张机遇,然而,这也导致了BBC历史上第一次和政府势力发生冲突。这一次冲突几乎奠定了20世纪30年代BBC和政府互动的方式: BBC被迫将政府的干预伪装成自己的决定。

在大罢工期间,丘吉尔想征用英国广播公司,而英国政府也有权这么做。约翰里斯则反驳说,如果英国广播公司被接管,罢工者只会要求关闭这项服务。 “现在不是麻醉人民的时候,即便人们真的能被麻醉”。他认为,压制信息可能会加剧危机。而通过赢得罢工者和政府双方的信任,英国广播公司可以积极推动危机的解决。里斯认为,通过“真实、公正的新闻”所获得的信任是可以加以利用的。它本身未必是目的。然而,他表示:“由于英国广播公司是一个国家机构,且政府在此次危机中是为民众行事……英国广播公司在这场危机中也支持政府。”

可以说BBC在这次危机中尝试兼顾了罢工一方的立场。丘吉尔要求播放官方喉舌性质的《英国公报》印刷出厂的声音的要求得到了拒绝。5月4日的一份新闻简报以英国职工大会的声明开头:“从兰兹角到约翰奥格罗茨,我们收到的支持报道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然而政府的大部分要求还是得到了满足。广播中只允许发表反罢工性质声明的人发言。首相向全国发表讲话,表示总罢工是工会大会对国家共同体的攻击,是企图“用饥饿迫使我们屈服”。罢工必须“彻底且毫无保留地”停止。如果罢工持续下去,矿工纠纷就不可能得到解决。

工党领袖拉姆齐·麦克唐纳怒不可遏。周一,他打电话给里斯,要求允许自己上广播。麦克唐纳表示自己愿意修改这条信息中的“任何措辞或表达方式”,但里斯却将其提交给了保守党内阁。唐宁街表示“坚决反对”给麦克唐纳安排发言时间,不过最终决定权当然在里斯手中。里斯对此非常不满,他在日记中阐述了BBC和政府的真实关系 “他们不会承认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控制的,却让我承担拒绝别人的责任……这让我陷入了一个非常尴尬且不公平的境地。”

5月7日星期五,坎特伯雷大主教曾请求代表“本国官方教会的意见”进行广播声明。声明呼吁秉持“团契精神”,并达成共同协议,同时暂停敌对行动。尽管这与政府的官方立场相悖,但里斯认为这是一项“并无不妥”的呼吁,旨在希望政府展现“宽容与豁达”。然而,首相表示了反对。里斯知道,他其实别无选择,只能遵从政府的意愿。“我告诉大主教很抱歉,我不能同意他进行广播……我对此满心厌恶。” “我当时处境尴尬,不得不在国家首相和坎特伯雷大主教之间进行仲裁,因为我太害怕丘吉尔会借此大做文章了。”“如果我当时不顾首相的意愿,允许大主教发表那份声明,”丘吉尔“就会成功说服内阁接管英国广播公司……这就是我为什么做了自己并不认同的事。”

里斯唯一的安慰是,英国广播公司至少还对其新闻简报保留了一定的控制权。在他们的播出顺序中,英国广播公司代表政府发布的公告与工作人员认为没有党派偏见的常规内容是有区别的。前者在播出时会用这样的话开头:“我们奉副首席专员之命发布以下公告……”,而其余内容则力求呈现更公正的语气。

对政府一方的偏袒引来了支持罢工者的不满,他们将BBC视为政府势力的喉舌,只有迅速结束总罢工,才能防止信任进一步受损。好在没过多久英国职工大会(TUC)的全国领导层总董事会就屈服了,总罢工结束。

在20年代,BBC的服务在很多层面上受到政府的控制。英国广播公司从邮政大臣那里获得的第一份许可证要求其播出的节目要让邮政大臣“合理满意”。广播不宜对有争议的问题进行“猜测”,不得涉及“政治、宗教或工业争议话题”。直到1928年,这一禁令才被解除。

然而,在20世纪20年代,新闻服务并不是BBC服务的重点,谈话(talk)、轻音乐、娱乐等待才是重点。最精彩的节目之一是是希尔达·马西森主管的谈话部门。在她的节目里, E. M. 福斯特、弗吉尼亚·伍尔夫、伍尔夫曾经的恋人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马西森也和她有私情,可怕的女同性恋大三角)纷纷现身节目。节目有时会有一些前卫的内容,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曾经就和丈夫哈罗德·尼科尔森一起在广播中探讨婚姻的意义。尼科尔森在广播中说,或许把婚姻看作一株植物会更好:“它会生长、会变化、会发展。”萨克维尔-韦斯特精彩地反驳道:“我反对的是男人们倾向于把自己当作植物,而把女人当作土壤。”

对她来说,没有什么话题是禁区,但要把内容传达出去,需要进行极其微妙的平衡。在1924年第一次参加节目后,萧伯纳拒绝了再次登上广播,他表示在BBC无法畅所欲言。他认为该公司运营所依据的各项官方协议暗中禁止其在广播中讨论有争议的话题——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安抚势力强大的报纸游说团体。如果BBC违规,邮政大臣可以拒绝续签其许可证,这让BBC几乎别无选择。

二、30年代

20世纪30年代的广播风格保守,主要围绕着国家议会开幕式、王室周年庆典、访问活动、生死事件以及加冕典礼展开。此外,还有 “帝国节目”,与遥远的殖民地电台取得联系。相比之下, BBC对工会会员的需求就没那么敏感了。

不过在伦敦总部之外的其他机构,节目制作人员仍有可能营造出不同的风格。北部地区的节目总监阿奇·哈丁和他的制作人就希望改变这种傲慢的姿态。他认为,曼彻斯特就是英国的列宁格勒。围绕工人生活,他们拍摄了一系列专题节目和纪录片,也邀请工人进行访谈。

这种访谈与BBC传统的生硬地照本宣科的传统大相径庭,但也显然存在风险。当节目制作人布里德森让矿工们“畅所欲言”地谈论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时,他们实在太过畅所欲言,以至于有位同事不得不冲进演播室,手里举着一块硬纸板,上面草草写着“不要说‘该死的’或‘混蛋’”。谈话随即陷入停滞,那块硬纸板被匆忙拿走,矿工们又被要求像之前那样继续说下去。在伦敦的广播大厦,人们对这种有失体统的行为表示了极大不满,但这个节目立即引起了听众的共鸣和同情。全国各地的捐款纷纷涌入纽卡斯尔办事处,布里德森设法将这些钱分发给达勒姆的矿工们。最终,凭借积极的听众反映,布里德森在英国广播公司的声望迅速上升。

然而,自1931年10月保守党主导的国民政府当选以来,深陷大萧条的英国社会越发保守。统治阶层担心政治极端主义会影响英国公众舆论,将大部分精力用于追查所谓的左翼颠覆分子。政客们也更加坚定地认为,英国广播公司的事务如今也成了他们的事务。

三、战争

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发展促使社会普遍认为,存在“公众士气”这一单一而可塑的概念。因此,有效的宣传至关重要,战争期间的新闻必须加以严格关注和管控。而广播与报纸不同,它的信息能传达到广大外国受众,似乎也能够更权威地反映官方的态度,因此,广播更是管控的重中之重。

在战争初期,各个部门都在争夺对英国广播公司的控制权。信息部想提振国内士气;政治情报部希望从国外搜集信息;外交部旨在与盟国及中立国保持友好关系;而经济战部则关注对敌人的工业和士气造成的即时影响。

监管程度因节目类型而异。为避免发布可能在不经意间帮助敌人的信息,新闻输出由政府部门直接控制,不过英国广播公司的“国内新闻编辑”负责审批每一则新闻简报。大多数其他内容如访谈、戏剧、专题节目、综艺节目等等则必须严格遵循事先商定的脚本。每个演播室控制室都有一份脚本副本,并接到命令,一旦出现任何偏离,就“立即”关闭麦克风。几名英国广播公司的员工被借调到信息部,而另一些新闻部的人员则调到了BBC。R.T.克拉克称新闻编辑部“实际上”是“信息部的一个部门”,但他也声称,“除了适用于报纸的审查之外”,没有“正式的”审查制度。界限模糊,规则也不透明,但是却为新闻报道留出了空间。

虽然面临各种各样的管制和审查。然而BBC自身对真相的追求是值得肯定的。战争期间,只要能够避免,BBC很少说谎。BBC认为,对准确性和客观性的追求本身就是一种宣传武器,彰显了民主制度相对于极权主义的优越性。

在监管的过程中,丘吉尔领导的政府对BBC一直缺乏信任。这并不奇怪,丘吉尔很不喜欢BBC,他一直认为BBC是赤色分子的巢穴。丘吉尔曾经打电话给BBC的高级主管:‘我对刚刚在九点新闻中听到的一则新闻非常反感。’”这位主管礼貌地指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当时才晚上8点50分。丘吉尔哑口无言。对BBC来说幸运的是,负责日常指导的是新闻大臣,而非丘吉尔。

战争初期,BBC的服务不如人意。可供报道的真实新闻少之又少,以至于公众不得不忍受重复的新闻简报。简单节目取代了各种各样复杂精美的节目。政府信息部一再拖延新闻发布,还坚持要求提前查看所有即将播出节目的撰稿人名单,导致审批流程严重滞后,制片人只能反复选用那些已通过预先审批的艺人。战争打响还不到两个月,演员莫里斯·德纳姆的个人出场次数就已惊人地达到225次。不出所料,成千上万的人开始每晚收听德国电台,只为缓解无聊和沉闷。甚至连英国军队都觉得德国的宣传更有意思。

不过事情逐渐有了好转。政府要求BBC播放大量来自白厅的呼吁和劝诫内容,鼓励英国民众采取各种行动,比如物尽其用、修补旧物,将积蓄投入战争债券,不要随地吐痰,减少食物浪费,节约家庭用能。BBC坚持了自己的立场,将政府居高临下的说教方式转化为具有娱乐性的节目。随着1940年6月战争加剧、食品供应进一步紧张,BBC推出了每日资讯节目《厨房前线》。政府部门负责制定总体政策和内容方向,BBC则负责挑选撰稿人并塑造整体的呈现风格。该节目的制片人珍妮特·奎格利强调,节目必须兼具娱乐性和多样性。“巴金斯夫人”这样的工薪阶层喜剧家庭主妇的出现,以及“广播医生”查尔斯·希尔轻松愉快的健康讲座,让实用的建议变得生动起来。

多达700万人收听了希尔的讲座,而《厨房前线》的听众则足足有500万。这些节目共同帮助无数家庭精打细算地使用每周的配给物资,也正因如此,配给制度变得更易于人们接受。像《厨房前线》这样的系列节目,肯定了工人阶级家庭所做出的牺牲,并将将就度日视为一种值得珍视的共同经历。大众观察的创始人汤姆·哈里森表示,官方言论中充满了对“平民大众”根深蒂固的蔑视。而英国广播公司至少将“平民大众”塑造成了国家的支柱。中产阶级的势利态度如今在广播中受到了抨击。“提到炸鱼薯条时,别摆出一副高人一等的样子。”

战争也把原先被视为禁忌的部分讽刺话题带上了节目。广播喜剧It’s that man again(ITMA)对战争所催生的所有琐碎规定,如政府部门的公告、配给制度、各种限制进行了精妙的嘲讽。对于数百万粉丝而言,ITMA提供了一个共同的参照点,一个在街上分享笑料、沉浸在集体嘲讽的欢乐中的机会。

而该节目中最受欢迎的角色莫过于莫普太太,她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战争期间劳动阶级女性的象征。莫普太太是一位为打扮妖艳的清洁女工,常常在不合时宜的时候闯入雇主的家门问道,“先生,现在需要我为您服务吗?”她的特点是有着不知疲倦的工作热情和固执的性格。人们在描述战时勇敢的女性时,常常将她们比作莫普太太。 “威尔斯夫人是个固执的女人,”约翰·斯特雷奇在描述一位在空袭中幸存的女士时写道,“你可以向她投掷重磅炸弹,你可以在她眼前杀死她挚爱的丈夫,你可以把她和她的女儿埋在她家下面,但你无法改变她。1938年,约翰·希尔顿在一次广播中首次提到“charladies”时,该节目收到了数百封来信,纠正他的用词。愤愤不平的听众们写道,他本应该称她们为“charwomen”,因为她们根本算不上女士。到了1942年,“charladies”开始频繁出现在英国广播公司的节目中——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工人阶级女性重要性和影响力的认可。“厨房前线”节目就是为“忙碌的职业女性——女清洁工”而播的。普里斯特利在电台上说:“莫普太太很容易相信德国没有女人……只有那些四处游荡、自吹自擂、大摇大摆的男人,像些愚蠢的小男孩。”在闪电战最激烈的时候,家庭服务台的另一位播音员说:“当我想到现在的国家,我仿佛看到一位严阵以待的莫普太太代表着这个国家,对着天空挥舞拳头。‘我会收拾你们的,’她说,‘我会收拾你们的。’”

为了与纳粹宣传相抗衡,战争期间, BBC外语服务部门迅速发展,截至1944年,广播已覆盖四十六种不同语言,播出时长增至原来的三倍,员工数量是原来的四倍,发射功率则提升至原来的五倍。彼时,该公司蓬勃发展的国际业务分为两个相对独立的分支。原有的帝国服务部已发展成为规模更大的“海外服务部”,面向拉丁美洲、北美洲、西印度群岛、太平洋地区、非洲、近东地区和印度播出节目。此外,还存在一个单独组建的“欧洲服务部”,使用欧洲各语种进行广播。

总体而言,BBC在二战期间的海外服务是相当成功的,然而海外服务的强宣传性质本身就会促使BBC和政府的冲突。1938年1月开始的阿拉伯语服务首期新闻简报就报道了英国军事当局下令绞死一名巴勒斯坦人,在白厅引起轩然大波。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雷克斯·利珀对此感到震惊。他认为,BBC需要接受对某些内容进行常规的“筛选和删减”。而BBC帝国服务部的新闻编辑则直言不讳地回应,“压制真相违背公司的政策”。此事就此搁置。

BBC在欧洲最重要的两个服务分别是德语和法语服务。德语服务在1940年后由休·卡尔顿·格林执掌,重视新闻的及时性与可靠性——这也意味着军事上的胜利与失败都要报道。除此之外,还播放了在德国被禁止的热门爵士乐和摇摆乐唱片。早上有一档“工人节目”,还有针对德国海员和空军人员的系列节目。这些节目会列出阵亡或被俘士兵的名字,对忧心忡忡的德军家属极具吸引力。

虽然被抓到收听外国电台的德国公民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但是BBC还是逐渐在德国群众中建立了可靠的信誉。收听伦敦广播的人数在不断增加,而且德国听众越来越欣赏英国广播公司实事求是的报道方式,相比之下,他们本国广播员的风格则被认为是 “狂热的喊叫和神经质的英雄主义”。

法语部门的主管是卫报前记者达西·吉利。吉利有一个坚持的指导原则,那就是无论是法国服务处还是自由法国,都不必无条件效忠英国政府。当南非首相扬·史末资对法国的战争努力发表轻蔑言论时,吉利允许代表自由法国的舒曼和代表英国广播公司团队的杜舍恩“在言辞上进行反击”,尽管史末资是英国的坚定盟友。

正是这种不言而喻的、以真挚热情与法国人民对话的决心,鼓励了越来越多的人收听“伦敦电台”。BBC法语部门的节目《法国人对法国人讲话》中的许多口号从加来海峡省一直传唱到比利牛斯山脉。9月,一封从巴黎偷偷送到英国广播公司的信写道:“要是你们能看到我们收听你们广播的样子就好了,我们就是为这个而活。”另一封信描述道:“8点15分,全家人都会安静下来,聆听英国电台的声音,聆听我们自由法国的声音……一条无形的线将我们与你们相连。”1941年初,维希政权的电台官员估计,英国广播公司在其管辖范围内的每日听众约有30万人;到1942年底,这一数字显然增长了十倍。对许多法国男女来说,收听广播本身就是一种抵抗行为。曾积极反对贝当政权的社会主义政治家安德烈·菲利普后来声称,“地下抵抗运动是由英国广播公司建立起来的”——事实上,对他和他的同志们而言,英国广播公司“就是一切”。

BBC在二战期间在欧洲大陆的巨大影响力可以通过“V”符号来证明。来自比利时的BBC广播员维克多·德拉维耶向听众提议,用字母‘V’作为团结的标志。这个标志被认为可以鼓舞士气,协调抗议运动,得到了广泛推广。广播中,道格拉斯·里奇还建议人们 “你工作得越慢,胜利就来得越快……把工具和器械弄钝,这儿松个螺丝,那儿放把锉刀……确保你不得不给德国人的食物是……”你们手头最差的食物,而且要用最脏的盘子把它做得难以下咽。” 1941年快结束时,从巴黎到马赛都有报告称,V字符号遍布墙壁、人行道、门,甚至电线杆。从荷兰和比利时偷运出来的信件称,V字符号“无处不在”。据说斯柯达兵工厂的产量也在下降。不过,出于对纳粹报复占领区人民的担忧,以及战略时机问题,在PWE接管BBC后,对于V符号的宣传很快被取消了。

然而政府圈子里始终认为,英国广播公司对欧洲的广播若要真正起到宣传效果,就需要更严格的上级控制。1941年2月,伊冯·柯克帕特里克被任命为BBC的“外交顾问”,负责监督公司的广播内容。

1941年夏天,负责秘密宣传的部门进行了重组,由此成立了政治战执行局PWE,为制定更连贯的对外广播宣传策略创造了条件。柯克帕特里克转变为BBC欧洲服务部的总负责人,在所有行政事务上向BBC负责,在有关被占领欧洲的政治指导方面需向PWE汇报,在涉及中立国的事务上则需向新闻部汇报。由此可以看出这两个组织之间正在建立极其密切的关系。

然而PWE并没有成功对BBC建立稳固的控制。管理层的决策流程跟不上直播广播的快节奏。关于报道什么以及如何报道的所有关键问题,似乎都出现在深夜,“要么是所有人都已下班,要么是相关指令要到周四下午才能拟定出来”。结果就是“你不得不频繁地做出仓促决定”。任何事后检讨通常都无济于事:“他们会对我们前一周犯下的‘过错’摇头叹息,但到那时大家其实都已经忘了。如果新闻是好消息,他们总会忘记这些过错;要是新闻是坏消息,那么……当然,你就麻烦了。”

柯克帕特里克相信BBC的员工是 “非常优秀的员工”,他们在日常事务处理上是值得信赖的。“我的目标,”他解释道,“是让政策获得通过,然后让他们去执行,不受外部压力的干扰。”柯克帕特里克最资深的副手之一诺埃尔·纽瑟姆也不想盲从PWE下达的指令。相比政府赢得战争这一短期目的。而纽瑟姆更感兴趣的是,胜利之后将会出现一个怎样的世界。他希望宣传能为民主发声,能试图让敌人明白古老权利、善治与进步的价值。他告诉英国广播公司的地区编辑们,把他的指示提交给政治战执行处“是浪费时间”,同时对那些他认为“反动”的指令,他会采取他所谓的“纳尔逊式的视而不见”态度。

政治战执行处(PWE)震惊地发现,他们自己的人如今显然“比BBC还BBC”。最终,政治战执行处不得不承认,其对英国广播公司的“确切管辖地位”“从未得到令人满意的确定”。

按照PWE的要求,BBC欧洲广播中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在常规节目中植入加密信息,从而传递情报。这些信息通常用于“确认某项行动正在进行,或延缓、取消某项行动”;可能用于“确认人员或文件已安全抵达”;甚至可能警告特工他们“身处危险之中,应采取必要措施保护自己”。

英国广播公司的员工很难不对那些被强行塞进他们精心制作的节目中的信息感到恼火,尤其是当他们始终无法知晓这些信息背后的目的时。职业直觉告诉他们,加入奇怪的短语、生硬的口号或不合时宜的音乐,会极大地分散听众的注意力。不过,双方还是有妥协空间的。例如,1943年1月,特别行动处同意了英国广播公司挪威语编辑的请求,即尽可能将信息限制在广播开场或结束语的细微改动上。他提议,平时使用的“这里是伦敦,现在播报今晚新闻”这句话,必要时可以改成“这里是伦敦,为您带来最新新闻”。这种妥协体现了纽瑟姆、柯克帕特里克与政治战执行处之间的“拉锯”状态。虽然并不情愿,考虑到极高的风险,双方通常都会努力建立一种可行的合作关系。

四、战后世界

BBC是怀着二战积累下的巨大声誉进入战后世界的。工党1946年关于广播的白皮书也明确表达了对BBC海外业务的支持。然而,随之而来的也是监管。因此,战后时期的一个显著特征是BBC需要迎合历届政府的战略考量。1947年达成的宪政共识是,外交部可以决定BBC广播的总体性质和范围——包括哪些语言的节目播出,以及每种语言分配多少资金和播出时间——但BBC对实际内容拥有编辑控制权。

与此同时,BBC的重心也发生了转变。由于纳粹对欧洲大陆大片地区的占领结束,地方广播机构重建完毕,“欧洲的普通民众和农民将不再像以前那样迫切需要收听BBC”。未来,BBC将利用其各种语言服务,触及决策者和舆论领袖。

1946年3月24日星期日,BBC开始以俄语进行定期广播。起初,节目明显不涉及政治,对世界事务的讨论仅限于阿纳托尔·戈德堡每周一次的温文尔雅的谈话。格林认为,将促成苏联政权的垮台或‘解放’苏联人民当作目标是愚蠢的,因为“他们可能根本不想被解放,至少不想被外部解放”。他认为,更现实的目标是帮助引导苏联公众舆论“不再对西方抱有敌意”。

这种温和的方式令外交部感到不满,他们希望进行更公开的批评。1949年4月,当苏联开始系统性地干扰无线电通讯时,格林同意谨慎行事的时期可能已经结束了。从此以后,俄语节目的目标将是“揭露苏联外交政策的扩张主义目的,以及苏联的残酷专制本质”。戈德堡的每周讲话语气变得更加尖锐。每周一次的斯拉夫东正教礼拜仪式也随之引入。

这些广播究竟产生了多大影响,始终难以确定。美国方面的资料显示,1948年捷克斯洛伐克政变后,该国一半到四分之三的收音机都收听了BBC的节目。1949年后的近三十年间,数以万计的个人证词被寄往BBC长期播出的系列节目《无签名信》(Letters without Signature),该节目面向“东德区”的听众播出。信中包含的个人评论——“我们把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我相信你们”、“我非常喜欢你们的节目,因为它展现了那些在我们的媒体上没有被代表的公民的观点”——无疑令人鼓舞。然而,苏联的情况难以确定,BBC常常只能依靠苏联媒体的攻击或干扰活动的激增来评估其广播是否触动了某些人的神经。

在对待殖民地以及前殖民地的问题上,白厅,乃至BBC的许多高层人士,仍然将广播视为殖民政策的工具。为了庆祝1953年的女王加冕礼,BBC精心策划了一档名为《英联邦问候》的节目,该节目旨在展现“一个多元肤色、多种族的英联邦,充满力量和智慧,展望着光明的未来”。同年晚些时候,当该电视台重播圣诞节节目时,虽然提到了肯尼亚和马来亚的叛乱,但重点却是叛军的暴力行为,而不是殖民国家的残酷镇压。

然而,BBC派往海外的记者们发现自己越来越纠结于BBC旧有的帝国主义本能和他们发现真相的责任之间。1950年,马丁·埃斯林访问东非和中非,拍摄了“大量关于苏丹和乌干达农业政策的专题报道”。他毫不怀疑此行是为了英国的宣传。然而,当他采访完纳尔逊·曼德拉、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沃尔特·西苏鲁以及几位种族隔离制度的支持者之后,他发现几乎不可能制作出任何“平衡”的专题报道。南非虽然名义上独立,但仍然是英联邦成员国。他知道,因此他“不能太无礼”。于是,他转而选择在剧本中巧妙地暗示“他们有多么糟糕”。

1947年,杰弗里·布里德森为BBC的系列节目《焦点》撰写了一篇关于南非种族政策的文章。“我只是把我逗留期间悄悄收集到的相关事实如实陈述,”他解释道。不幸的是,就在他的纪录片《肤色问题》即将播出的当天,南非大使馆派遣代表团前往广播大楼,要求停播该节目。BBC拒绝了,称这是“公共利益问题”。大使馆随即要求英国政府“为了英联邦的团结”而停播整个BBC的节目。总干事威廉·黑利仍然拒绝干预,反而向布里德森发去了一封表示支持的亲笔信。节目最终得以播出。随后数月,南非政府与唐宁街10号展开了激烈的交锋,期间一度有迹象表明,南非向英国提供的8000万英镑黄金贷款将被撤销。尽管如此,布里德森记录道,他本人从未因“挑起如此不光彩的骚动”而受到任何谴责。

不论节目的性质如何,BBC在输出具有市场价值的英国形象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功是毋庸置疑的。到1950年,BBC在加拿大CBC的播出时长是1947年的四倍,甚至超过了美国节目的播出时长。在澳大利亚,ABC近一半的综艺节目都来自伦敦。

BBC当时的国际广播规模和覆盖范围无人能及,而其所花费的费用仅占英国国防预算的0.35%。然而,政客们往往认为,广播可以像水龙头一样随心所欲地开关。1951年至1953年间,BBC的海外服务都遭遇了接连不断的削减——与此同时,美国和苏联却在迅速扩大自身的广播规模。

在捍卫BBC独立性的历史上,1956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年份。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持反对出兵意见的工党领袖休·盖茨克尔认为自己有权发表电视讲话。但艾登坚持认为,现在必须完全按照战时规定行事,像1939年至1945年那样支持当时的政府。总干事的代表哈曼·格里斯伍德和行政主管诺曼·博特姆利被召集到白厅的“作战室”。格里斯伍德回忆说,在那里,他们立刻遭到“许多士兵和一些空军人员”的训斥。“他们提醒我们,根据二战的规定,我们——英国广播公司——必须服从当时的政府,服从所谓的‘战争努力’……他们要求我们也这样做。”格里斯伍德和博特姆利拒绝服从,这一决定促使唐宁街10号发出通知,称将起草一份法律文件,接管英国广播公司。格里斯伍德立场坚定:“当时国家四分五裂,而我们的工作和原则,让我们为那些完全反对这项计划的人们发声——而且是充分发声。”他明确表示,如果此事得不到解决,他和许多其他人将辞职。11月4日星期日,盖茨克尔如约出现在电视上,猛烈抨击入侵埃及的“罪恶愚蠢行径”,并呼吁总理辞职。

不过像这样和政府直接发生冲突是少数情况。总体而言,广播员以及BBC的高层与政客之间长期存在的密切关系。拥有内阁经验的伊恩·雅各布(Ian Jacob)则在权力中心游刃有余,他认为与威斯敏斯特和白厅保持友好关系而非对抗才是维系关系的关键。在BBC的较低层级,许多制片人也与建制之间也存在着一种天然的亲近感——他们都相信应该运用理性、自上而下的解决方案来解决社会问题。

这使得BBC在报道社会事务方面存在广泛的问题。广播与电视对何为值得报道的议题有着狭隘的理解,几乎每一次采访都充斥着一种恭敬的语气。BBC高层出于避免引发不必要冲突的考量,设下了所谓的“十四天规则”,禁止在广播或电视上讨论任何可能在未来两周内在英国议会两院出现的问题,这严重限制了时事报道的能力。

虽然存在一些形式上的调整和变革,六年后的BBC内部报告仍然指出,其新闻节目过于关注“内阁大臣的来去”或“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官员和半官方人士的引语”。又过了六年,BBC一项关于“公众情绪”的调查得出结论:人们已经厌倦了听到关于议会、政客及其“党派游戏”的新闻。管理层被告知,记者需要将聚光灯从“纯粹的政治论证”上移开,投入更多的时间和资源去探索劳资关系、技术和社会等方面的潜在趋势。

在1975年4月,迈克·菲利普斯一位年轻的记者被派往曼彻斯特,报道加勒比社区的情况。菲利普斯抵达曼彻斯特后发现,“整个社区对BBC正在制作一档关于他们的节目既不感兴趣,也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他注意到,“节目要表达多少同情”完全无关紧要……媒体未能准确反映移民少数族裔的生活、问题和愿望。

然而,娱乐讽刺性质节目的涌现仍然为英国电视界带来一股新风。1960年,《超越边缘》(Beyond the Fringe)节目中,年迈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被描绘成一个对英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日益下降浑然不觉的困惑人物,引发了社会轰动。“我们以前从未见过首相被如此直白地、指名道姓地嘲讽,”一位被深深吸引的观众回忆道,“这真是令人震惊,就像一记耳光。”

1962年11月,周六晚间娱乐节目《一周大事记》开播,该节目融合了娱乐和时事评论,不仅紧跟时事热点,更展现出尖锐的反权威立场。罗伊·金尼尔身着军装,扮演一名参选士兵,对政治和电视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威利·拉什顿和肯尼斯·科普则表演了一段关于原子弹的小品。节目中有一段关于婚前性行为的小品,还有一段讽刺商业电视节目中植入广告的短剧。这项节目大获成功,吸引了约350万人观看。

然而好景不长,TW3仅播出了约13个月就停播了。虽然高级政客对此态度比较冷静,教会的反映却引发了BBC董事会的不安。在一期节目中,主持人弗罗斯特在嘲讽了天主教、犹太教、新教、伊斯兰教和佛教之后,推荐英国国教为“最佳选择”。这促使一位圣公会牧师呼吁各地基督徒“冲击BBC”。议员和政党精英对于其中的反保守党情绪日渐不安。名义上负责的格蕾丝·温德姆·戈尔迪对节目中鲜明的政治立场感到很紧张。如果TW3继续播出,董事会副主席詹姆斯·达夫就威胁要辞职,而作为总干事的他自己也可能随之辞职。

为了娱乐效果,一些节目组刻意安排了咄咄逼人的采访。一位主持人罗宾·戴(Robin Day)尤其以咄咄逼人的风格而闻名。对于不少电视评论家和普通民众来说, BBC整体,尤其是电视行业,似乎开始变得有点无礼了。

五、Pinkoes and traitors

1970-1980年代对于BBC来说是一段充满阴郁色彩和危险的时代,它的法定地位受到来自左右翼两边的威胁。

BBC与政界人士的关系似乎每况愈下。1971年6月播出的一部纪录片《昨日之人》,展现了哈罗德·威尔逊及其内阁同僚如何适应保守党赢得大选后的生活。这部纪录片显得恶意满满,风格轻佻,威尔逊本人认为这部纪录片“令人不齿”。1976年,工党任命的北爱尔兰事务大臣梅森因为一篇关于一名孕妇被军队橡皮子弹击中腹部的报道,称BBC为爱尔兰共和军成员,应该改写BBC的章程,使其更能顺应安全方面的考量,而且他会削减执照费。

社会氛围似乎越来越紧张,总干事特雷索万希望通过避免任何他认为“不必要的”争议。这通常意味着为了保护新闻和时事,而牺牲戏剧或娱乐领域的进步。1972年,他出于政治的“权宜之计”,否决在一部广播剧中使用一个四字母脏话,理由是播出这个词“根本不值得引发不可避免的争论”。

然而,这种脆弱的平衡很快被玛格丽特撒切尔的上台打破了。

撒切尔讨厌BBC,在她眼中,公共广播如同教会、大学、公务员系统和NHS,不仅象征着低效和限制监管,还充斥着含糊不清、乃至于是社会主义的态度。BBC在结构上无法接受私有化、自由市场和消费者主权的时代,它声称是为了 “公共利益”而行事,其实纯粹是为了保护自己免受竞争的制约。更糟糕的是,BBC还具有影响力。而最糟糕的是,它竟然很受欢迎。

不仅是首相本人,许多保守党后座议员也是这么想的。撒切尔的部长诺曼·特比特曾将BBC形容为“令人难以忍受、自鸣得意、道貌岸然、天真幼稚、充满负罪感、矫揉造作、粉饰太平的正统教条,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三流思想的落日之屋”。

站在这种态度的背后的主要是两派势力,玛丽·怀特豪斯的“电视净化运动”, 中产阶级对于电视上出现的“违反道德的”内容感到恐惧,要求取消脏话、涉嫌同性恋的内容,另一派是以默多克为首的商业报界,他们渴望进军广播领域,而BBC是他们最强大的竞争对手。

撒切尔决定对BBC发动战争。这场战争理所应当地得到了多家报纸的热烈支持。《世界新闻报》称BBC为“无聊又疯狂的公司”,《每日邮报》则说它“(完全)有偏见、(道德上)破产且(政治上)腐败”。《太阳报》曾在一天内将BBC描述为“乏味的老姑妈”,第二天就指责其“污秽不堪、作风放荡”。广播业因道德败坏、铺张浪费、内奸行为以及违背公众品味而遭到攻击。《泰晤士报》首次连续三天发表社论,主题都是:BBC不称职。

撒切尔政府的策略之一是削减BBC的收入。BBC的主要收入来源是电视牌照费。这笔费用由政府定期设定牌照费水平,直接由公众缴纳,因此,很少有政客能够抵挡住这一诱惑,以符合自身利益的方式限制BBC的行动自由。例如,正是出于应对通货膨胀的决心,吉姆·卡拉汉领导的工党政府才制定了惩罚性极低的牌照费方案,这意味着BBC在撒切尔时代就已经不得不大幅削减内部开支。

撒切尔政府还力主废除废除电视牌照费。然而,这次尝试最终以失败告终。1985年3月,由一位拥有无可置疑的自由市场信誉的苏格兰经济学家领导的皮科克/孔雀(peacock)委员会成立,负责调查电视牌照费存在的合理性。然而其最终报告却显示,不应该废除电视牌照费。

撒切尔怀抱着敌意,但是BBC总干事的准接班人阿拉斯代尔·米尔恩也对政客们怀抱着敌意。米尔恩曾经在1956年负责制作首相艾登对全国的广播。当时艾登威胁要接管英国广播公司的行为给他留下了深厚的阴影。他因此得出结论,自己的首要任务是保护英国广播公司免受不负责任的政客的侵害。

1982年4月2日星期五,英国公众首次得知远在南大西洋8000英里之外的福克兰群岛遭到入侵。

战争报道举步维艰。在前往阿松森岛上的船上,所有发回国内的报道都要经过国防部官员以及白厅两次审查。记者被禁止提及任何与天空、海洋、舰上体能训练,甚至士兵的伙食有关的内容。在战争发生时,英国电视台的摄像机被禁止播放任何真实的战场画面。其实这项规定并没有存在的必要,因为将任何影像资料传回英国都难如登天。录像必须先用船运到阿森松岛,然后再向北传输。英国观众要等上三周才能看到南乔治亚岛陷落的画面。

第一个受到审查的是新闻之夜。在贝尔格拉诺号沉没事件发生后,《新闻之夜》节目制作了一期特别节目,开场时主持人彼得·斯诺对着镜头说:“必须指出的是,我们目前还无法证明英国人对我们撒谎,但阿根廷人显然撒谎了。” 这段话旨在强调阿根廷而非英国的失败。但人们从中推断出两国政权在道德上是等同的。

此外,斯诺用“英国人”而非“我们”来描述军队,这种冷漠的措辞让那些原本就怀疑BBC并非“站在我们这边”的人更加怀疑。BBC的备忘录写道:“我们应该尽量避免用‘我们’来指代‘英国人’。” “我们不是英国,我们是BBC;所以‘我们的’应该留给‘我们的通讯员’和‘我们的记者’……我们说的是BBC的通讯员,不是英国官员。”国防部发言人伊恩·麦克唐纳每晚也都提到“英国军队”,但这并没有阻止《太阳报》将BBC斥为“我们中间的叛徒”。

5月,英国国防部提议开设一个鼓励阿根廷军人投降的“黑色”宣传电台。这个电台将被命名为“南大西洋电台”。随后,英国国防部“告知”英国广播公司,它将接管英国广播公司在阿森松岛上的四个发射台之一来实现这一目标。外交部介入了这场争论,新闻秘书伯纳德·英厄姆怀疑,这种低俗的技俩可能糟糕到反而会提升英国广播公司的声誉。最终,这一计划还是推行了。这个电台普遍被视为一个笑话,电台主持人操着古巴口音,播放的音乐不合时宜,政府的立场也过于明显,以至于阿根廷军人表示,他们哪怕为了不听这个电台,都要和英国人作战。但英厄姆是对的,这个公然带有宣传性质的电台进一步提升了BBC的可信度。

贝尔格拉诺事件的余波尚未平息,一艘英国军舰就被一枚飞鱼导弹击中,一架鹞式战斗机在鹅绿上空被击落。在战争中最紧张的一周,媒体和议员对BBC的敌意升级,几乎到了要私刑处死的地步。正是在此时,《全景》节目选择探讨那些对英国军事行动持强烈保留意见的人们的观点。《全景》节目采访了阿根廷驻纽约代表,并播出了迈克尔·科克雷尔的报道,该报道暗示,对这场战争持怀疑态度的人中包括一些高级军官。节目中还穿插了首相的五段简短引语、其他保守党议员的发言,以及对撒切尔夫人的一位忠实副手塞西尔·帕金森的现场采访。这些试图平衡各方立场的编辑努力并未能阻止事态的全面爆发。而首相恰巧看到了这期节目,显然“怒不可遏”。

当晚,BBC政治编辑约翰·科尔在威斯敏斯特宫大厅被一群保守党议员围住,他们就节目内容对他进行猛烈抨击。三天后,BBC主席乔治·霍华德及其候任总干事阿拉斯代尔·米尔恩被传唤到保守党后座议员媒体委员会作证。一百多名议员对米尔恩进行质问。其中一位议员说:“我希望BBC正在和它的律师保持联系,你也和你的律师联系一下,因为你们会需要他们的!”温斯顿·S·丘吉尔要求主席霍华德辞职,或者解雇制作《全景》节目的记者;另一位议员称BBC对阿根廷“卑躬屈膝”。 议员们对着米尔恩哄:“大声点!”接着又喊:“站起来!”然后厉声喝道:“把你的手从口袋里拿出来!”仿佛他正站在刑事法庭的被告席上。当他们起身离开时,一位年轻的议员走到霍华德面前,用手指着他说道:“先生,你是个叛徒。”“去你的!”主席厉声回击道。

在莫斯科,《真理报》称这次袭击是一个狡猾的计划,目的是提升“该公司的客观光环”。在《今日》节目中,董事会主席霍华德回应称:“想想看,30%的英国公众不赞成政府的政策,这一点时不时就应该被关注到。”在ITN的节目中,米尔恩表示,BBC确实犯了错误,但称其为叛徒是荒谬的:“整个国家都处于一种情绪激动的状态,我们必须应对这种情况。”

六、内部敌人

历届政府都希望BBC董事会里都是些亲信。但惯例是,无论哪个党派执政,董事会的整体组成都应该大致反映出政治光谱上的平衡。撒切尔夫人撕毁了这一约定,开始安插她视为“自己人”的董事会成员。对BBC而言,这些董事会成员成了“内部敌人”。

保守党人乔治·霍华德于1980年被任命为主席。米尔恩认为他“对所有人都极其粗鲁……他身上那种大辉格党地主的做派非常明显”。在福克兰群岛战争期间,他显然难以理解BBC的困境。当普罗瑟罗透露保守党高层……霍华德回应说,有人一直在欺骗他,但“他们(保守党)不会骗我——他们和我上过同一所学校!”霍华德给BBC带来的最大问题是他奢靡的生活方式:他屡次要求在其位于霍华德城堡的家中举办奢华活动,费用由电视牌照费缴纳者承担;或者在他出国出差期间,要求将年轻女子带到他的酒店套房。

他的继任者于1983年上任,更符合撒切尔夫人的喜好。伦敦金融城的会计师出身的斯图尔特·杨,属于普罗瑟罗所说的“新保守主义”阵营。他的哥哥大卫·杨是内阁成员。可惜杨在加入BBC后选择随乡入俗,没有过多按照保守党的意见行事。

主席是马默杜克·赫西,曾在1979年《泰晤士报》激烈的劳资纠纷中领导管理层。在选择他时,撒切尔夫人咨询了鲁珀特·默多克的意见,得到了默多克的高度肯定。赫西对广播知之甚少,对BBC更是一无所知:他甚至不知道BBC在伦敦的哪个位置。在政府看来,他简直是完美人选。

赫西以默多克这样的报业巨头视为榜样,自然而然地将BBC视为某种意义上的“自己的领地”。他的作风在BBC引发了员工广泛的反感。秘书们在他的办公室只待了一个月就离开了。“一片混乱……文件到处都是……大部分东西都堆在地上……恐怕我不喜欢他那副贵族做派。”

然而,BBC的想法并不重要,在保守党长期的执政下,越来越多对BBC抱有怀疑态度的理事进入董事会。其中最典型的是《泰晤士报》的威廉·里斯-莫格 “他鄙视BBC……他从骨子里、从骨子里、从灵魂深处(如果他有灵魂的话)都厌恶BBC。”里斯-莫格相信 “董事会的权力远不止于提供建议和警告”:它“最终拥有执行权”。这种心态在当时的许多其他理事中也很普遍,他们维护、扩充自己对于编辑的干预权,相信BBC节目制作人员所做的一切都是“错误的、愚蠢的、不必要的、无关的、浪费的” 。

1985 年 8 月,围绕北爱尔兰问题,BBC 董事会成员与节目工作人员之间爆发了一场规模最大、破坏性最大的争执。

BBC经验最丰富的纪录片制作人之一保罗·哈曼制作的纪录片《真实人生:联合的边缘》(Real Lives: At the Edge of the Union)以高度个人化的视角,描绘了两位政治立场相反,却有很多共同点的人物:新芬党的马丁·麦吉尼斯和强硬的效忠派人士格雷戈里·坎贝尔。麦吉尼斯当时已被怀疑是爱尔兰共和军的参谋长;坎贝尔则公开主张对共和派准军事组织采取格杀勿论的政策。

然而,舰队街的媒体都在密切关注任何可以被解读为BBC恶意行为证据的事情。在纪录片即将播出前几天,一位《星期日泰晤士报》的记者得知此事后,立即通知了内政大臣和唐宁街10号,并询问撒切尔:如果一家“英国电视台”播出对一名疑似爱尔兰共和军指挥官的采访是否妥当?撒切尔夫人毫不含糊地回答:“我坚决谴责这种做法。”回到伦敦后,内政大臣发表了一封公开信,称哈曼的节目播出过于危险,因为它会“实质性地助长恐怖主义”。

就这样,董事会得知了一个他们此前毫不知情的项目,他们决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破坏传统,提前观看这部影片。他们义愤填膺,威廉·里斯-莫格当局宣称该节目是“为爱尔兰共和军做的卑劣宣传”。没有一位成员征求贝尔法斯特BBC高级管理人员的意见,他们只是认定有人试图用欺骗手段蒙混过关,并正式下令撤下该节目。

他们的干预在BBC内部引起了轩然大波。8月7日星期三,也就是哈曼的节目原定播出的那天,BBC的记者们集体罢工以示抗议。“多年来,BBC最棒的一点,”米尔恩声称,“就是节目制作人在私下里会被批评,但在公开场合会得到支持……但这次完全不是这样……简直是一场灾难。”

真正将事态推向高潮的是1984年1月播出的一期《全景》(Panorama)节目。这期名为《玛吉的激进倾向》(Maggie’s Militant Tendency)的节目,基于保守党内部文件,揭露了保守党内与极右翼有联系的成员存在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倾向的指控,并隐射了撒切尔和希特勒的关联。节目播出后,愤怒的保守党中央办公室,称其为 “谎言、弥天大谎”。几位在节目中被点名的议员对BBC提起诽谤诉讼。

米尔恩、普罗瑟罗、BBC的律师和制作团队仍然认为节目的证据“无懈可击”。节目首播时,主席斯图尔特·杨也深信不疑,他通过人脉关系得到保证,认为节目中的事实准确无误。但三年过去了,如今掌控大局的已不再是杨,而是副主席乔尔·巴内特和即将上任的主席马默杜克·赫西。两人都不相信BBC的新闻报道,也不相信米尔恩关于胜诉的保证。更糟糕的是,《全景》节目的一些原始证人正面临压力,被迫撤回证词。巴内特立即指示BBC的律师在正式陈述案情之前就进行庭外和解,BBC被迫向其董事会屈服。

1月29日星期四,赫西和巴内特威胁性地要求其总干事总干事米尔恩立即离职。下一任总干事则落到了财务主管迈克尔·切克兰手中,约翰·伯特被任命为切克兰德的副手和接班人,负责新闻和时事事务。切克兰的任命是过渡性质的,真正对BBC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伯特。

七、市场自由主义

后来加入新工党的伯特信奉自由市场主义,相信管理的力量。他相信,BBC要保证新闻质量,必须建立一套严格的管理控制体系,而这意味着对各个部门进行彻底的重组。其中最重要的是将广播和电视的新闻与时事部门完全合并,创建一个全新的、统一的、权力极大的部门。

除此之外,伯特还希望对BBC进行内部市场化改革,运营部门被拆分成数百个独立的“业务单元”,彼此竞争,超过1万名员工要么被裁员,要么转岗。为了生存,各部门工作人员必须精心准备提案,其精细程度“甚至超过任何实际节目”,而在创意和支持人员迅速流失的同时,数百名行政人员和顾问却取而代之。

这番举动引起了强烈不满,一种普遍的愤世嫉俗、愤怒和困惑的情绪席卷了整个BBC。一个历史悠久、弥足珍贵的BBC似乎即将永远消失。BBC资深记者们认为伯特对层层集中式编辑审查的痴迷,不仅会扼杀调查性新闻的传统,还会损害《全景》或《今晚世界》等节目的独特性。BBC最受尊敬的声音之一,驻德里记者马克·塔利表示,广播公司需要保留“一定的灵活性,甚至带点混乱,以便容纳实验者和特立独行的人”。然而,现实却是官僚主义盛行,甚至弥漫着恐惧,节目制作被当作“做饼干”一样对待。

然而,从结果上来说,BBC的节目总体上是成功的。改革后不久,中东战争爆发。1991年2月13日,艾伦·利特尔播报了巴格达郊区阿米里亚惨案的报道,联军飞机在那里将一栋大型民用建筑夷为平地。利特尔说,大多数遇难者都是妇女和儿童,“没有人知道究竟有多少人丧生”。但他有时间从遇难者家属和救援人员那里收集信息,并给出了一个估计:数百人。英国和美国当局竭力否认这一数字。他的报道发出后几个小时内,BBC就被斥为“巴格达广播公司”。由于伦敦和华盛顿方面日益增长的质疑声令利特尔感到不安,他决定和他的同事记者玛丽·科尔文一起返回前一天探访过的那家医院。

“所有平面上都堆满了尸体——解剖台、石板、墙边的工作台,当然还有地板上。我和玛丽数了数,一共311具,但当我们遇到一大堆比我还高的尸体残骸时,就放弃了。这些残骸碎裂得厉害,根本无法继续计数……我们知道有数百人遇害,因为我们数过了。这个说法是可以证实的。”

正如约翰·辛普森所说,这类报道“明显比‘我的天哪!’之类CNN式的节目的报道更加全面、更具描述性。”。《每日电讯报》的评论家吉莉安·雷诺兹写道:“我从未听过任何一家美国新闻电台能像BBC第四广播电台新闻调频频道那样,提供如此深入的背景信息和广泛的参考资料。”尽管存在一些抱怨,但仍有超过一百万人定期收听BBC的节目。 BBC1晚间九点新闻的收视率上升了五分之一。BBC部分国际新闻的收视率也大幅飙升:在埃及和阿联酋,冲突期间约有一半的成年人收看了阿拉伯语节目——是之前数字的两倍。

然而,伯特最重要的功绩在于,他推动了BBC的互联网战略和数字化,这一举动在某种程度上拯救了BBC。

20世纪末21世纪初是互联网技术蓬勃发展的年代,恰巧也是英国经济走出长期不景气的时期。托尼·布莱尔领导的新工党政府给BBC开出了历史上最慷慨的协议之一:未来七年,牌照费将比通货膨胀率高出1.5%。作为回报,BBC将牵头建设国家的数字基础设施,并鼓励公众使用数字技术。

1996 年,BBC Radio 1 找到了一种方法,可以在其网站上发布近期广播的录音,让世界各地的人都可以通过点击虚拟调音台“重听”节目,该播放器于 2001 年正式上线,1997年12月15日星期一,BBC新闻部门推出了首个完整的视频点播服务。在接下来的24个月里,BBC的其他部门也纷纷效仿。2007年圣诞节,BBC推出了 “iPlayer”,世界上领先的视频点播服务。(我记得是第一个但是不太确定?)

然而,BBC的弱点恰恰出现在它取得胜利的那一刻。2012年,美国公司Netflix进军英国,承诺提供资金雄厚的在线娱乐内容。“iPlayer确实开辟了道路,”该公司首席执行官承认道——这无疑是对他所欠下的人情的慷慨承认。然而,他的公司从事的是竞争而非合作。它财力雄厚,而且不受那些阻碍BBC充分发挥iPlayer潜力的政府监管(原因似乎是反垄断,不是很确定)。在接下来的七年里,BBC被禁止在其平台上提供最受欢迎剧集的“套装”时,Netflix的受欢迎程度稳步增长——而BBC在英国点播视频观众中的份额从40%下降到15%。到2019年,BBC警告说,它已经失去了追赶的机会。在它自己创造的市场中,它的未来看起来更像是可控的衰落。

八、the uncivil war

自2010年以来,BBC的困境似乎加剧了。BBC的困境往往是咎由自取:它必须对公众负责,因此面临着巨大的审查压力,这让它变得紧张而防备。但它的谨慎并非毫无道理。工党政府与BBC的关系一直很紧张,保守党政府则表现出更深层次的意识形态上的不信任。鲍里斯·约翰逊未来的顾问之一多米尼克·卡明斯在2004年写道:“BBC是死敌。” 它的“信誉”需要被削弱,它的公共资金需要被切断,“它的存在……本身就成了一场声势浩大、资金雄厚的运动的目标”。“简而言之,现在的策略不再仅仅是利用惯常的政治控制手段从高层开始削弱;而是要让我们——民众——慢慢地、但肯定地不再喜欢我们自己的广播公司。”尽管民众总体上仍然支持BBC,但是,在舆论层面上,持反对态度的人往往更容易被动员起来。

新世纪以来,BBC 遇到的第一个重大危机是美英联军入侵伊拉克,这引发了 BBC 与托尼·布莱尔领导的工党政府之间的激烈冲突。

2003年5月29日星期四早上6点07分,BBC广播四台“今日”节目的记者安德鲁·吉利根声称,英国政府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原因之一是错误的。“从一位高级官员那里了解到”,英国政府“甚至在决定把45分钟这个数字写进去之前就知道它是错误的。”,“唐宁街在出版前一周下令,要求对报道进行渲染,使其更具吸引力,并要求挖掘更多事实……嗯……“揭露”出来。” 与该节目中的其他信息来源不同(两个信源),45分钟这个数字来自于单一信源。

不到半小时,唐宁街就致电BBC 《今日》节目,断然否认这一报道“百分之百不属实”。布莱尔的新闻官坎贝尔在威斯敏斯特的外交事务特别委员会作证时说,“竟然有人仅凭一个匿名且未经证实的消息来源就报道说……首相、内阁、情报机构,甚至像我这样的人,串通起来说服议会基于一个谎言派遣英国军队参战。”“我告诉你们,除非BBC承认那是谎言,否则我会一直追究下去,这份文件会越来越厚,他们最好尽快道歉。”BBC坚持了原来的报道,宣布消息来源可信。BBC总干事格雷格·戴克指责坎贝尔“歪曲了我们的新闻报道”。戴克解释说:“我的观点很简单,如果……”政府打算欺压BBC,那我就要反击。

在媒体疯狂猜测之后,吉利根的匿名消息来源被证实是戴维·凯利,一位曾作为联合国武器核查员在伊拉克工作的英国生物战专家。7月18日星期五,凯利自杀,政府立即宣布展开调查。

调查得出的赫顿报告令人震惊:吉利根的核心指控完全“毫无根据”。但他更进一步指出,“媒体不应捏造事实,诋毁他人(包括政治人物)的诚信”。他认为,正是编辑系统“存在缺陷”,才使得吉利根得以发表如此言论。BBC的管理层也应承担责任,因为他们“未能妥善调查政府的投诉。

这份报告对政府的免责程度远超许多观察人士在报告发布前的预期。几家全国性报纸都指责报告是为建制派粉饰太平。一些其他报纸,例如《泰晤士报》、《太阳报》和《每日电讯报》,则集中报道了报告中批评的BBC行为,并呼吁格雷格·戴克辞职。

安德鲁·吉利甘因为此事辞职,他在辞呈中说:

“这份报告给整个新闻界都蒙上了一层阴影,而不仅仅是BBC的新闻界。它试图要求记者们——尽管他们面临着种种困难——达到一个更高的标准,而这个标准似乎并没有要求其他新闻机构,例如政府档案,也达到同样的标准。”

或许是希望自己的离职能让戴克留任,BBC董事会主席加文戴维斯辞职。不幸的是,BBC董事会当晚恰好安排了一次例行会议。正如戴克后来所说,“他们开始闭门造车,互相商量,然后就慌了”。他也被迫辞职。

第二天早上,他坐在办公室里,写了一封“全体员工”邮件。“很遗憾,我不得不得出结论,只要我还在,就很难彻底结束这件事……我们需要一个了结,以保护BBC的未来,这不是为了你我,而是为了所有人的利益。”戴克离开了广播大楼,驱车前往电视中心,在那里他被数百名欢呼雀跃的员工团团围住。在全国各地的其他BBC办公场所,员工们举着标语牌走上街头。但一切都太迟了。回到广播大楼,BBC新任代理主席、保守党贵族理查德·莱德,以及站在他身旁的新任代理总干事马克·拜福德,已经走到镜头前,向全世界发表了一份卑躬屈膝的声明。莱德说:“我谨代表BBC,对我们犯下的错误毫无保留地道歉。

BBC前新闻与时事总监罗恩·尼尔发布了尼尔报告,其中公布了针对BBC记者更为严格的新规:更规范的笔记记录、对匿名证词更严格的编辑审查、对政府投诉更迅速的调查以及更严格的培训。

然而,2004年,巴特勒审查报告显示,最初暗示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大部分情报都存在“严重缺陷”。人们越来越相信安德鲁·吉利甘是正确的。

不乏外部评论员愿意谈论此事对BBC造成的寒蝉效应。约翰·坎普夫纳在《新政治家》杂志上撰文,总结了后来成为普遍观点的BBC现状:它“支离破碎、疲惫不堪、畏首畏尾”——“过度规避风险……刻意避免得罪政府和当权者”。曾担任BBC新闻总监并经历过这场风暴的理查德·桑布鲁克也承认,BBC自主权的极限已被彻底暴露。他解释说,在报道政客失职事件时,“BBC必须非常非常谨慎,因为它最终的生存依赖于政治交易”。

九、漫长的21世纪

2020 年,英国每周仍有超过 91% 的家庭使用 BBC 的某项服务。在世界其他地区,另有 4.68 亿人收看或收听 BBC 的节目。凭借《舞动奇迹》等节目,英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电视节目模式出口国;凭借《神秘博士》等剧集,英国在录制节目国际贸易中仅次于美国。BBC本身仍然是全球最大的新闻采集机构,BBC广播电台则是全球最大的原创剧集委托制作机构。2021年3月,经济学家计算得出,BBC在英国每花费1英镑,就能在更广泛的经济领域产生价值2.63英镑的活动;BBC每新增一个工作岗位,就能在外部创造1.7个就业岗位。

可是事情似乎再往越来越糟的方向发展,身份政治、英国脱欧、特朗普上台,所有的事情在将世界——以及英国社会往越来越分裂的方向发展。BBC本身也变成了英国政治的一个议题。

对于左翼来说,他们认为BBC越发倾向于维持一种虚假平衡,向右翼卑躬屈膝。BBC新闻之夜的前主持人就抱怨过,BBC的问题在于,他们可以非常轻松地找到一大把反对脱欧的经济学家,却要花大量时间找到那一个支持脱欧的经济学家,给他们同样的时间讲述自己的观点。

而右翼人士对于BBC抱有更深刻的敌意。在他们眼中,BBC在逐渐变成一个被觉醒文化统治的地方,在他们眼中,BBC热衷于推销去殖民化议程,倡导 “文化马克思主义”,剥夺了数百万“不认同BBC世界观”的英国人的权利。2020年底,保守党内阁的道登组建了一个由十人组成的专家小组,“旨在帮助塑造公共服务广播的未来”。该小组的成员由他亲自挑选,包括来自Facebook、天空电视台、ITN、英国电信和第四频道的前高管,但没有一位来自BBC。除此之外,保守党政府还热衷于任命右翼人士担任BBC董事会成员。英版福克斯GB news的创始人之一吉布(BBC工会最近在要求他下台)被自任命为BBC董事会非执行董事以来,曾在上世纪90年代积极参与保守党活动的蒂姆·戴维(他人还行,但是最近因为特朗普剪辑问题下台了,真是莫大的讽刺,不少人表示放纵右翼扩张势力下台活该)则被任命为总干事。种种迹象表明,BBC高层正巩固着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从未出现过的右翼主导地位。

另一个棘手的问题是经费问题,2010年,为了应对金融危机,保守党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推行通货紧缩政策,将电视牌照费冻结了六年,由外交部支持的世界服务经费也被砍掉(虽然后来恢复为由国际援助部门支出)。2015年,乔治·奥斯本宣布这项拨款将逐步取消对于拥有75岁以上成员家庭的电视拍照费用补贴,并于2020年彻底终止。2010年至2019年间,经通胀调整后,其国内服务的公共资金削减了惊人的30%。一场名为#DefundTheBBC的推特运动迅速展开,发起者是一位自称“只是个学生”的18岁保守党活动人士,但他却意外地获得了媒体的协调报道和数万英镑的资金支持。BBC业务范围的逐步萎缩在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避免的。

到这里,我们也明白了,独立性的神话其实并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作为暴力机器,唐宁街的力量本身必然是压倒性的。而独立性本身是一个评判的程度,在历史的不同时期随着形势变化和力量拉扯不断变化。BBC的独立程度是在和政府、报业相互争斗,不断商讨,相互妥协后形成的一个不断变化的数字。这恰恰证明了争取独立性的努力和勇气是多么难得和珍贵。

新闻机构以及传统的电视台在长期必然面临着衰退的命运。虽然我们必须承认,BBC创造了很多优秀的作品,但是BBC在英国的支持者很大一部分是抱有一种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怀旧情绪,或者是出于民族自豪感,对资本和美国式的深厚排斥和恐惧做出的选择。他们自豪BBC独立于资本的独立性,抱怨保守党的政治干预,可是如果公共媒体真的是一个那么好的制度,为什么会那么容易地被政府干预呢?他们相信BBC是英国分裂社会的调和器,可是在不少人眼里,BBC是建制的象征,他们通过批评BBC对于他们缺乏关注证明自己是被建制打压和伤害,虽然这些对于自我伤害的论证大部分是断章取义,这些人也往往根本算不上非主流和反建制,但是这证明了BBC似乎并不是调和器,而是英国社会分裂的证明。公共电视台的融资能力完全无法比肩互联网大厂,随着电视剧制作成本不断上升,公共电视台越来越难以和互联网大厂竞争。

虽然改革党的民意已露颓势,但是仍然很有可能在下次大选中胜利。法拉奇曾经发表过要废除BBC的言论,虽然后来改口了,但是他对于公共机构的敌意是显而易见的。也许人们将看到另一个类似特朗普屠杀美国文化界和公共机构的腥风血雨。然而,所有事物都有它存在的时间,有时候早点消亡反而会更加体面。

主要参考资料:

David Hendy :BBC: A people’s history
Jean Seaton: Power without responsibility

Jean Seaton: Pinkoes and Traitors: The BBC and the Nation, 1974–1987
非专业人士,英文内容有大量机翻